兒子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被他媽媽逼著“培優(yōu)”，從沒有過過周末。6年來，妻子把他送進的“培優(yōu)班”不下30個。兒子自嘲是見不到陽光的人，早晨6時走，晚上11時休息。經(jīng)常晚上八九時就聽不到他的聲音了，一看，他斜靠在床上，流著口水睡得正香，手里的書掉在地上，讓人心疼！

　　兒子五年級時長出幾根白發(fā)，當時我沒在意。上初中后，兒子白發(fā)越來越多，現(xiàn)在看起來像個小老頭……我們擔心孩子有病，帶兒子看了好多醫(yī)院，看了西醫(yī)又看中醫(yī)，醫(yī)生的結論是孩子精神壓力過大。按醫(yī)囑買回核桃、黑芝麻給兒子吃，可兒子的白發(fā)仍不見少。

　　每天早上6時，妻子準時叫兒子起床復習功課。即便上廁所、吃早餐時，妻子也要讓兒子多背幾個單詞。兒子上小學時，每天下午5時30分放學。妻子在校門口直接將兒子從漢陽接到武昌，趕6時的“培優(yōu)班”。公共汽車上，妻子一手端飯，一手拿水。兒子在車上解決完晚餐后就上“培優(yōu)班”了。晚上9時下課回家，兒子還要完成學校老師布置的作業(yè)。

　　并且，這樣的媽媽成了一個群體，她們相互交流信息，聽說哪個“培優(yōu)班”好，就會相互告知，然后紛紛去替孩子報名。

　　這些“全陪媽媽”將所有業(yè)余時間都用來“提高孩子的能力”，盡管出現(xiàn)了明顯的負面效果仍不肯停下來。為什么會這樣呢？最簡單的解釋就是，這是極端的“有勁兒就往孩子身上使”，她們看似是為孩子，但內心中，她們是為自己不能適應社會而焦慮。

　　徐博士說：“很多媽媽，自己完全停止成長了，她們能不焦慮嗎？但她們不努力讓自己成長，而是將壓力全放在孩子身上。她們說，這是愛，但不客氣地說，她們是在轉嫁自己的焦慮。”

　　轉嫁二：把“理想自我”強加給孩子，知識分子要求孩子更上一層樓

　　前面的轉嫁方式中，父母一方停止成長，而將“提高競爭能力”的壓力完全轉嫁給孩子。但還有一些家長，自己并沒停止成長，但孩子則成了他們證明自己的工具，而不是獨立成長的另外一個人。只有孩子成功了，自己才有臉面。如果孩子不能出類拔萃，自己會覺得很丟臉。

　　著名教育家徐國靜說，她發(fā)現(xiàn)工人媽媽們對孩子的發(fā)展很滿足，她們說，我兒子學習不錯，要考大學；女兒成績不怎么好，但她有夢想，將來一定有出息。但“知識媽媽”們對孩子的標準普遍苛刻，因為她們比的不是孩子有沒有考上大學，而是有沒有考上清華、北大，是否去了哈佛。

　　這是一種“理想自我”與“現(xiàn)實自我”的差距問題。“理想自我”總比“現(xiàn)實自我”高一層，工人媽媽的“理想自我”可能是成為知識分子，孩子只要達到這個水平就行了。但“知識媽媽”的理想自我更高一層，孩子必須達到這個水平她們才心滿意足。但在很多方面，工人家庭和知識家庭的孩子的起跑線是一樣的，知識家庭的孩子并不比工人家庭有優(yōu)勢，但卻承受了父母更高的壓力。

　　一個媽媽訴苦說，自己聽了很多講座，看了許多教育書籍，希望女兒能學習繪畫、英語、舞蹈和音樂，所以專門在少年宮附近買了房子。盡管這套房子格局不好，又很貴。但上中學以后，她發(fā)現(xiàn)女兒成績變差了，她的“全方位”設計落空了，而且女兒變得特別不聽話。自己付出這么多，為什么會換來這個結果？這位媽媽陷入痛苦之中。

　　徐國靜認為，這些父母其實都在不自覺中把自己當成“債主”，甚至逼孩子“還債”，從而站到了孩子的對立面上，親情關系也變得像“債主”和“債務人”般緊張，這樣的家庭環(huán)境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長。

　　轉嫁三：孩子是實現(xiàn)目標的對象，教育學家的“完美教育”逼孩子自殺

　　徐浩淵博士也說，一些高知家庭的父母壓力是極其沉重的，她知道有兩個家庭，父母都是教育學教授，孩子卻自殺了。

　　其中一家父母都是某師范大學教師，他們?yōu)楹⒆釉O計了一套“完美”路線，要求孩子嚴格按照路線去發(fā)展。孩子小時候還不錯，但年齡越大問題越多。第一次高考時，沒考上重點大學。在父母的要求下，他第二年參加了復考。就在考試成績公布的前一天，因為擔心自己考不上父母要求的重點大學，他跳樓自殺了。令人痛惜的是，成績公布后，他的分數(shù)超出了重點大學的錄取分數(shù)線。

　　這個孩子的父母，作為教育學教授，顯然無法容忍“自己的孩子教育不成功”這樣的結果。因為在他們看來，這種結果無疑是對自己職業(yè)的嘲笑和否定。

　　猶太哲學家馬丁·布伯將關系分為兩種：“我與你”、“我與它”。前者的特征是，“我”將對方視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個人，而后者的特征是，“我”將另一個人當作了自己實現(xiàn)目標的對象或工具。無論目標是多么偉大，當一個人將另一個人視為對象或工具時，這種關系都是“我與它”的關系。